9月5日，高层在吹风会上披露了19条刺激经济新措施的细节，作为“稳经济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该19条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增加3000亿开发性金融工具，以及2000亿能源保供特别债等。
在年初经济中心上海暂停数月后，高层于5月底一口气推出了33条稳经济的措施，要求各地在助企纾困上“能出尽出”，刺激力度和速度都属罕见。
这给本就承压的宏观经济，再度添上了一抹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少金融机构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新一轮的刺激措施也呼之欲出。
这是继2008年之后，又一轮的刺激经济措施，而这一次，数万亿资金的投入，能否拉动经济巨轮的转动？
就在年初的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后不久，于6月末我们推出了3000亿开发性金融工具，到8月26日这批资金已经投放完毕，支持重大项目超过900个。
在9月5日公布的新措施要求再增加3000亿元开发性金融工具。除此之外，在10月底前还会发行完5000多亿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以及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等等。
这些资金加起来，刚好在万亿左右的规模。
专项债支持重点投向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新能源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而这一次的万亿规模，能撬动多大的杠杆，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回头看，2012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分水岭。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框架从2012年开始失灵，原因是债务出现了庞氏状态，投资的收入甚至不能冲抵债务的利息。
2013年融资很贵，融一笔钱可能要付出10%的成本，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笔收益15%的资产，把这个钱“卖”出去。
到了今天，拿4%以上的融资成本去支持3%的资产收益率的交易结构普遍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作用已经越来越小的原因，当债务出现了庞氏状态，投资的收入还不能冲抵债务的利息时，投资就变得越来越“收效甚微”。
今天的金融市场就如同一个拥堵的交通路口，一头是中央银行，一头是堵塞在一起，越聚越多的套利机构，交易者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大而不能倒”，因此从来不会后退。
在9月5日的吹风会上，房地产也位列其中。
允许房地产“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措施，还明确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交付的住宅项目完成建设交付。
就在今年暑期，各地旅游回暖明显，国内游大幅增加。但与此同时，海南、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多个旅游大省疫情不断，相继实施静态管理，这给旅游的复苏再度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而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居家，成都如今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解除居家措施，但主城区已经在居家静默之中。
9月2日，深圳的六个区也实施全区静态管理。
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也体现在数据上。
统计局公布的7月制造业PMI出现下行，录得49.0，跌破荣枯线；8月略有上升，录得49.4，回升0.4个百分点，但已连续两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
PMI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着衰退。
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要以消费与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制造业转型为支撑。
但短期的经济阵痛就足以让经济体陷入到两难之中，即是选择大水漫灌还是选择饮鸩止渴。
长期发展很重要，但短期的经济阵痛同样也很重要。
在9月5日的吹风会上，高层特别提到，新资金将优先支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列入规划、前期工作成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而高层也多次提到要防止“大水漫灌”。
这是2008年4万亿刺激经济所带来的坏的一面。
2008年下半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十一月国内进出口数据断崖式下跌，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直接跌到-2.2%，进口增速则从上月的15.7%跌到-17.9%。
“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当时高层的判断。
就在几天后，我们推出了一个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让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
大量注资经济刺激计划，基建狂潮成为了托底经济的主力军。
从2008年底开始，发改委放松审批条件，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
而08年的四万亿，其中有45%都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帮助我们尽早脱离了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让我们的经济尽早步入了正轨，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经济学家吴敬琏称，“四万亿不但没有降低杠杆，反而进一步杠杆化了，一旦市场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将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认为，4万亿的货币泛滥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房价飙升、巨额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一系列负面效果。
我们相信，每一轮的投资和信贷大多都会流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这是市场决定的，银行也给倾向于把钱借给国企，而非民营企业。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借贷，只好用利率更高的“银子银行”，这种挤出效应也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而刺激经济的另一个后遗症则是，这会导致地方承担债务过高，地方不得不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这又会影响地方长远发展，这就是危机之后的“宿醉效应”。
以往快速增长过程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会在经济掉头下行时显现出来。
而疫情的负面效应，也造成了一部分产能的转移。
今年一季度，越南出口总额超出深圳277.5亿美元，其中三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订单的转移和制造业的外迁，这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难题之一。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如果秋冬疫情反复引发各地静态管理的话，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2个百分点的冲击。
这是看得见的，而那些看不见的，可能更重要。
三年疫情的冲击，是否会导致经济出现永久性伤疤，消费者是否会开始调整未来就业预期，人们是否会出现长期心理和收入伤疤，这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当消费和出口的表现都不尽人意的时候，三驾马车中也只剩下投资这一张王牌可供我们使用。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我们在说大水漫灌带来的负面效应时，不应该只盯着负面效应不放，更应该看到如果不这么做，我们的经济又会如何？
万事难两全。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