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在国内的出货量大跌近三成。根据业内的消息透露，在上海极其周边地区因“封控”导致供应链被迫中断数个月后，苹果决定将部分iPad生产线迁出国内，转往越南。
除此之外，亚马逊也宣布旗下电子书业务将在明年六月底之前完全撤出中国。
在这之前，爱彼迎也宣布将关停在中国的全部业务，专注境外游。
有些影响是短暂的，有些影响则是长期的，蝴蝶效应告诉我们，这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受到疫情影响，多家外资企业也打算撤出国内。
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市场平板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13%，其中苹果、华为、小米、荣耀、联想等品牌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均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就是苹果的iPad，今年一季度苹果平板出货量为120万，同比下降了29%。
《日经新闻》6月1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称，苹果公司近日以“供应链中断”和“不可靠的生产计划”为由，决定各种iPad组件的生产线迁往越南，这是苹果历史上首次将生产基础设施撤出中国。
联想到越南总理前段时间拜访美国谷歌、微软、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这其中的深意一眼便知。
作为“世界工厂”，最容易被替代的，恰恰就是低端的制造产业，而如今，制造业正在慢慢向东南亚国家靠近。
《日经》分析，苹果长期以来，都一直在考虑在中国以外制造部分iPad，但由于越南确诊病例突然激增，使得该计划推迟。《日经》报导指出，iPad将成为继苹果耳机之后，在东南亚国家制造的第二大苹果产品线。
该报道还说：
越南当地民众非常欢迎苹果，给予大力支持，苹果在当地的产品组装也风生水起，这给其他外资企业带来风向标的示范意义。越南也欢迎苹果在越南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另外，亚马逊电子书业务也将分阶段撤出国内，电子书商店将于明年6月底停运。一部分人认为，亚马逊电子书的撤离，大概率和爱彼迎的撤离原因大致相同，不确定性太高是一回事，成本太高和竞争激烈内卷严重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越南，或许是这场撤离中的“最大赢家”。
越南目前已基本控制住新冠病毒大流行，同时越南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中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
越南目前几乎取消了所有防疫限制措施，越南国家卫生和流行病学研究所负责人表示，越南再度实施封锁不太可能。亚洲开放银行则预测，2022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将是6.5%，2023年这一数字则会达到6.7%。
今年2月，韩国三星宣布，将在越南增加投资9.2亿美元。
而在制造业中，生产线从中国转至越南的趋势也在继续。根据统计，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和硕等国内知名电子企业也正在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
越南将是供应链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不仅如此，越南还和欧盟签署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该协定于2020年8月起生效，根据协定，越南承诺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保障越南工人的权益。
越南如今在制造业转移中的受益，有一部分原因源自越南在新冠疫情期间所作出的一些其他决定。
上海在6月1日起则开始恢复小区出入，公交和机动车通行也基本恢复。而在此前一天，上海也宣布多条旨在帮助尽管复工复产、鼓励居民消费的措施，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也有人在憧憬上海出现的“报复性消费”。
一定范围内的报复性消费是肯定会有的。例如吃了两个月快餐乃至泡面的人肯定愿意出去吃一顿好的，考虑到上海有2500万人压抑了两个月的消费需求，因此消费数据上一定会有反弹。
但从武汉、广州和郑州等地的例子来看，这与其说是报复性消费，不如说是恢复性消费。正如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再厉害，一天也不可能三顿都在外面吃大餐，失去的消费注定是已经失去的。
另一方面，上海的供应链恢复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期限。这就好比飞机在起飞时一定会有一段时间需要滑行。以武汉为例，武汉在2020年封控后，在解封时当地零售额只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73%，之后逐月恢复，一直到年底12月，才超过了2019年同期。
换句话说，武汉回到疫情前，用了8个月时间，上海会不会比这个数字更快？
眼下，这一切还没有定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消费，例如服务业，没了就是没了，几乎补不回来。湖北全省年营业额超过500万的住宿和餐饮企业，2020年4月零售额只有2019年的一半，到了今年，也就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89.1%。
一个人一天再想消费最多也只能吃三顿饭，一天只能开一间房，被抑制的需求就像时间一样再也回不来。即便在“报复性消费”的影响下，大家消费客单价高一点，但依然只能吃三顿饭，住一个酒店房间。
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不管是消费也好还是投资也好，本质上体现的都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2020年上半年我们控制住疫情后，一度以为会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基本上就不会再有疫情扰动经济了，因此人们更愿意进行大额投资和消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经济的反弹。
但今年的情况显然更复杂。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冠还不会离开人类世界，基于这个认知，人们的消费尤其是大额消费和大额投资，则会变得更为审慎，尽管多地出台了稳消费、促消费甚至是发消费券，但效果不会特别好。
一般而言，消费是按照就业-收入-支出的路径传导，但4月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群体中，青少年失业率高达18.2%，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支出的意愿。
反映到数据上，人们储蓄不愿投资消费的意愿也就更高。今年前四个月，已经有两个月国内房贷是净偿还，这意味着居民还给银行的钱多过从银行借出来的。四大银行定期的储蓄规模已经超过了活期储蓄。
消费意愿依然承压，这会进一步抑制消费增速复苏。
对内，消费疲软；对外，制造业投资转移，某种意义上，近两年颇有“内外交困”的涵义。
除此之外，过去年轻人一度向我的互联网行业目前也不太好过。根据工信部数据来看，四月份国内年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互联网公司，税前利润只有167亿元，同比减少35%，而线下类的本地生活、租车、旅游等则下跌明显，前四个月累计收入比去年少了20%，四月跌得则比三月更深。
线上互联网也同样不好过，今年一季度，腾讯广告收入减少近两成；阿里巴巴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季度GMV下降，4月下降百分比更是扩大到了两位数；京东一季度收入增速只有去年的一半。
京东CEO徐雷在两周前说，两年前国内疫情对电商来说算是“利好”，线下消费转移到线上；但这次影响对线上线下企业来说“应该是一次双杀”。
互联网不好过，最先干的事就是裁员。于是我们看到，各大互联网头部和中小公司都在不约而同地采取裁员，以度过这个寒冬。
一个可能是，这次的黑天鹅，让我们看到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被替代的，尤其是站在全球范围来看，低端制造业可以被替代，消费出口贸易和投资也可以被替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继续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外内兼修”。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