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动力，而且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带动了改革，改革促进了开放，改革与开放共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
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疫增长模式”，如何恢复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增长且转危为机，只能通过实质性深化改革，立足于结构性潜能，形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风口”。
1、中国经济迈向现代化体系
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全面调整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中美贸易问题与中国经济、化解与防范金融风险、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
中国近十年，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转向了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并且在改革中要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与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风险的压力！
2015—2017年的3年宽松货币与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导致2018—2020年这3年巨大的金融风险的压力，同时遭遇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转变，经济体系构成、经济运行内容、经济体系框架等从传统型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
中国经济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与40年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对经济活动的诉求等都有了新变化，例如从温饱型向全面享受型转变，尤其是以年代为划分标准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有了新变化，例如50、60、70后在逐渐退出，80、90、00后则快速介入。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够有效地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升全体人民的福祉。中国目前进行的精准脱贫，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以第四次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体系，正在迈向智能化，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与创意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
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加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更加注重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农业与农村的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生态文明既包括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起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有效处理，消除污染，也包括对自然生态的修复，要求所有开发都必须以自然生态的保护为基础和前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以交通、水利等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浙江承德得到长足发展，方便了出行、修复了生态、美化了城市。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浙江在努力创建共同富裕省域范例过程中“先行示范”，为全国提供了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放弃了粗放式增长方式，更加注重高质量增长，不再单纯靠投放劳动、土地等要素推动增长，而是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等创新模式作为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在现代化意识中，尤为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仅仅表现为创新意识及能力，更重要的是责任意识，例如为市场提供优良产品与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环保贡献力量等。
承德利用无人机低空喷洒农药与传统人工喷雾器相比，具有操作简单、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可规模化作业等特点，不仅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标准化、机械化用药还可以减少农药对田间环境的污染。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承德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2、新兴的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与脊梁。离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无从谈起，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我国目前实体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调整，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原有的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要转向一般性产业，逐渐向“专精特新”发展为支柱性产业，未来如果企业没有创新，不走“专精特新”之路，则机会寥寥。
首先要确保原有的支柱性产业在转向一般性产业的过程中，不能出现问题，不能引起经济及社会风险。我国提出了“三去一降”的对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对策），这对于原有的支柱性产业平稳地逐渐转向一般性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新的支柱性产业的形成：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芯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方面包括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现代制造业方面包括飞机、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现代船舶、航天器制造等。
现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与润滑剂，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有现代金融的支持。当然，发展现代金融必须防范金融风险，例如：抑制资产泡沫的形成，防止资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稳住债务，防止个人、企业、政府债务的过快上升而引发金融风险等。
科学与技术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基础，例如人类社会的四次工业化，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结果，因而科学与技术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创新基础与动力源泉，尤其是原创性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是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
人是最可贵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以人为基础的，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更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数量充足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保障，人力资源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27年，中国将从一个“老龄化”社会转变为一个“老龄”社会。在近短短的25年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从7%上升到14%。
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最基本的运行原则与规则，市场经济维持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运行秩序。我国经济体系改革的“真谛”，就是在原有经济体系中不断加入市场经济要素，最终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不断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
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思路要调整转向结构性潜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9年为止，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3年疫情经济下行，2020年经济增速2.2%，2021年增速8.4%，2022年预计增速在4.4%，远低于当年预期增速目标值5.5%。但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5%左右的增速，目前多地预测2023年经济增速将超5.5%。
宏观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会出现波动，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或者反过来，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而要靠结构性潜能。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段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
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正因为如此，今后5~10年，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3、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中高速增长
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0%，城镇常住人口约8.5亿人。按照国际经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
2029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9.43%，人口总量约为14.42亿人，即城镇常住人口约10.01亿人，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加约1 531万人。
按照2029年人均住宅面积35.2平方米计算，届时我国大致需要住宅面积351.3亿平方米。未来十年，我国住宅面积将净增约96.3亿平方米，相应增加约9 350万套住房（新增住房按103平方米/套计算）。再考虑到折旧拆迁、城镇规划扩围等带来的住宅增加，预计需要新建住宅面积113.2亿平方米，相当于1.10亿套新房，即未来十年城镇住宅年均新建量约为1 100万套。
由于住宅投资在房地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且比例较为稳定，可利用我国每年的新增住宅需求水平推算相应的住宅投资完成额，从而估算相应的房地产投资变动趋势。未来十年房地产投资实际增速将逐步向0值回落。
后开发时代，预计我国房地产开发商将面临由重资产到轻资产运营的转型，营业利润中的金融类业务占比将显著上升。诸如开展住房销售的附属金融业务、提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的基金管理等业务，将会越来越重要。
加速推进大都市圈建设，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需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生活配套设施，将有力地维持房地产长期需求，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也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的主战场。
初步估算，今后10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提供至少0.5~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都市圈建设潜力巨大，但面临着诸多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因此，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在大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城乡接合处面临着紧迫的用地需求，若仍采取先国有后入市的老方法，无疑会大幅降低都市圈的形成速率。同时，现有的国有土地入市政策并不能真正保护农民利益，因为不流转不交易农民利益是多少都搞不清楚。因此，面对我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如果既要“看得见”又想“摸得着”，应首先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激发新增长动能，稳定房地产业长期需求，真正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助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
大都市圈的扩张伴随着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相互融合。高企的城市房价已成为新市民群体面前的一道沟壑，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这部分住房需求也难以保障。
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给本身就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经济又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新开工一批保障房项目可有效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拉动内需，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并且在不违背中央“房住不炒”精神的前提下，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能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中速增长及高质量发展起到托底作用。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我们的预测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不含流通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上升，幅度约为3.4个百分点；而流通性服务业比重则会随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而缓步收缩，预计十年间降幅仅在0.8个百分点左右；两者合计在我国经济中占比将稳步上升，预计2029年在GDP中的占比将达40%。
加强都市圈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与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相伴相随。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连接器”，其集聚也与周边产业形成良性互动：信息、技术、知识等的聚集，辅以高强度的研发能力、高质量的劳动力，能够更高效地转化为新产品并推向市场，反之成为进一步的投资、研发的来源。
拥有交通优势的地区可以从事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资本集中的城市核心商务区（CBD区域）可侧重于金融业，而高校、大学聚集区则可聚焦于科研、新技术开发。发达的产业集聚、包容开放的社会、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便利的生活环境同样对吸引高质量人才尤为重要。
我国居民对生活服务的需求是其发展的驱动力，驱动生活服务业持久发展需以扩内需为前提。未来十年，我国生活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保持平稳上行的态势，预计2029年达到22.1%左右，其中个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长平稳，将达到5.1%左右；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较快，将达到17%左右。
2020年伊始，受到疫情影响，居民外出频率大幅度降低，为了阻止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我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有力的管制措施。因生产停工和流通限制等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部分生活服务业，如酒店住宿、堂食餐饮、出行旅游、影院、KTV等文体娱乐更是近乎停滞，这些服务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非时延特征，即使疫情过后出现报复性消费，也难以迅速恢复并完全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绿城南宁第二次因优异的“人居环境”获得联合国认可。南宁陆续投入纯电动出租车运营，让出行更环保。绿水青山的美好憧憬依旧，污染防治的攻坚力度不减，是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面对全球疫情的变化形势，中国经济或将转入“战疫增长模式”。
餐饮外卖、到家服务、生鲜零售、医疗咨询、出行预订以及家政维修等生活服务线上采购、线上支付，手机一键到位；在线新闻、在线教育、在线相亲、在线阅读等在线方式，完成信息获取和社交互动的日常需求。
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受限，居家办公娱乐带来网络用途，全球网络带宽告急，许多公司通过下调视频质量缓解带宽压力。随着信息高速公路新基建加速，推动生活服务业创新将成为行业发展的驱动力。
尤其是在线教育、远程视频+等业务场景，更将因疫情流量红利带来的用户习惯迅速养成，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发展空间。
生产性服务业亟须利用好都市圈发展的集聚效应来促进产业融合，并以自身的“连接器”角色助力产业协同升级、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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