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著名的代工厂之一富士康，提到它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当年如雷贯耳的“富士康跳楼门”。
从2010年到2014年的短短五年内，富士康连续14名员工从公司大楼一跃而下，年龄普遍在二十岁左右。
而与这些悲剧产生巨大反差的，是富士康企业规模连年扩大的现实。
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一个穷家小子逆袭为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榜第257位顶尖华商的典范，旗下员工全球累积多达120万人。
而这些鲜活的生命在他的商业版图里仅仅只是一个数字，在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后，郭台铭两度将加工厂搬去印度，却不想屡屡受挫，灰溜溜重返中国大陆。
发家之路
1950年，郭台铭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是山西晋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职工。
16岁时，郭台铭进入台湾“海事专科学校”学习，靠着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1971年，从中专毕业的郭台铭进入台湾复兴航运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
其貌不扬的郭台铭，与许许多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此时正在台北医学院就读的校花、香港丽新集团董事长林百欣的女儿林淑如。
一个是富豪的高材生女儿，一个是需要勤工俭学的中专生，阴差阳错下相恋了，而林淑如的“下嫁”自然受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林淑如的父母直接断了她的生活费，而外人也对郭台铭指指点点，认为他是想“倒插门”。
这些压力也许是促使郭台铭下海经商的原因之一，但更多的是想给一心一意支持自己的女友一个满意的答案。
1973年2月，郭台铭出资十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两万两千元），与朋友在台北县创立了一家名为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塑料制品。
由于收益不佳，随后的一年时间内，郭台铭的合作伙伴陆续退出了公司，最后只剩下郭台铭一人在坚持。
此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地区兴起，于是郭台铭便开始生产黑白电视机的选台按钮，而这个时候的鸿海仅有15位员工且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974年，郭台铭与女友林淑如结婚，虽然经济拮据，但两人始终不曾向林淑如的父亲请求过帮助。
最困难的时候，林淑如甚至需要向邻居开口借钱，为刚刚出生的孩子购买奶粉。
1977年，郭台铭的鸿海塑料企业终于扭亏为盈，开始有了正收入。
苦尽甘来的时候，往往也是人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候，而郭台铭之所以能够有后来的成就，恰恰在于他长远的目光。
有妻子的家族摆在那里，郭台铭下海经商的目标从来不是简单的盈利，而是为了有一番惊人的作为。
公司的流动资金丰富起来后，郭台铭马上从日本购买了设备建立模具厂、电镀厂和冲压厂，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脑行业迅速崛起，郭台铭凭借成熟的模具技术和完备的生产线，以“量大、低价”为优势，迅速挤占了台湾计算机硬件市场。
台湾首富
1982年，鸿海塑料更名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元进军计算机线缆装配领域。
势如破竹的郭台铭成为台湾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妻子林淑如的家族也开始对这个“穷女婿”刮目相看。
1985年，郭台铭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取名FOXCONN，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富士康。
富士康成立之初，郭台铭就坚持“全方位成本优势”的运营理念，将速度、品质、研发、成本等各个细节综合把握，打造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而他最初的合作伙伴之一，正是如今全球最富盛名的苹果公司。
彼时的富士康和苹果，显然都没有如今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为了开展代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郭台铭十分敏锐的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中国大陆。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开办了第一个只有百来号员工的加工厂，也就是如今的富士康龙华基地的前身。
众所周知，苹果一直以来就强调产品的品质，而郭台铭更是深谙这一道理。
因此凭借着效率、质量以及国内廉价的劳动力，郭台铭顺利地拿下了苹果公司的代工权，郭台铭与乔布斯的关系更是“你来我往”，十分密切。
短短几年内，富士康旗下的科技园从深圳到珠江三角洲、再到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在大陆三十多个城市遍地开花。
而随着苹果电脑的大卖特卖，富士康的身价也直线飙升，超过二分之一的苹果设备都是由富士康加工组装而成。
到1999年底，郭台铭的身价就超过了55亿美元，高居台湾富豪榜榜首。
2002年，鸿海集团营业额突破3450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民营制造业第一。
然而也是这一年，相濡以沫三十年的妻子林淑如确诊了乳腺癌，2005年，林淑如在台大医院病逝，享年52岁。
妻子离世对郭台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初甘愿从富家千金变为糟糠之妻的明媚少女，陪他一步一脚印走出如今的局面后却没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生活，郭台铭一度难以振作。
然而郭台铭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伤心，亚洲金融风暴的后遗症以及接踵而至的08年次贷危机，接二连三的事故逼迫郭台铭不得不投身于忙碌的事业中。
转移重心
以美国华尔街为中心的08年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泡沫经济一夜崩塌，“失业潮”和“破产潮”替代了“美国梦”。
而中国大陆地区凭借稳健的实业建设，展示出强劲的经济韧性，成为这次资本主义市场危机外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根基，中国以往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在苹果公司的号召下，郭台铭做出了一个如今看来并不明智的决定，将代工厂转移到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在印度投资50亿美元成立电子设备制造基地。
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郭台铭以当初富士康在深圳扎稳脚跟的同等模式，花费10亿人民币兴建了工厂，俨然有将泰米尔纳德邦打造成第二个深圳的宏伟目标。
可郭台铭的得意算盘却在触碰到印度的现实时，彻底栽了个跟头。
如果仅仅从劳动力的价格横向比较，将工厂转移到印度确实比在大陆地区招工要划算得多，但郭台铭却没有想明白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不是中国需要富士康，而是富士康需要中国！
首先，中国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印度，因此在岗前培训和上手速度以及工作的细心程度上，大陆员工明显更胜一筹。
其次，印度受种姓制度和资本教育的影响，工人天性散漫，缺乏对待工作的认真程度和责任心，根本不可能承受富士康在国内一直沿用的加班制度。
因此，印度加工厂的生产效率根本比不过大陆，即使雇佣成本低，但在其他消耗上却远远超过了国内工厂。
甚至一些员工会因为加班举行抗议示威，另一些员工也会因为种族问题打架斗殴，这些棘手的难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但富士康在全球加工市场的地位毕竟摆在那里，除了印度的工厂，大陆内部的富士康也并非全部停产，只是缩小了招工规模。
然而到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彻底打破了郭台铭和苹果等资本巨头想要排挤中国市场的美梦。
2021年4月，印度爆发了第二波新冠疫情，整个医疗机构全面停摆瘫痪，一个市立的大型医院甚至连三台呼吸机都无法提供。
在印度苦苦支撑的富士康，连一个正常上班的员工都没有，还何谈完成苹果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订单。
曾经趾高气昂的郭台铭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利益问题。
不管苹果公司再如何许诺、开“支票”，波及到富士康的根本生存问题，郭台铭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自2014年到2021年，富士康转移重心到印度的计划，以亏损上亿的结局彻底宣告失败。
嘴硬回国
由于印度疫情堆积的订单如山，而国内复产复工形势一片向好，郭台铭便迅速地扩大了中国市场的招工规模，甚至给出了非常好的优待政策，诸如新员工到岗三个月以上的便奖励7500元的现金。
虽然这样的政策确实让富士康回归国内市场首战告捷，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高辞职率以及长期用工短缺。
富士康在缩小中国市场的几年时间里，诸如华为、比亚迪等爱国企业以更人性化的待遇和更充分的员工成长机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的注意。
并且富士康以往的各种负面新闻以及站队西方资本，无疑成为国民心中难以祛除的刺。所以在郭台铭重新返回国内招工时，早已不是富士康选择求职者，而是求职者选择富士康。
享受着国内的优势，郭台铭在公开场合上却从不承认自己的决策错误，还嘴硬着指责国内市场。
他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言称，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宁愿去配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入工厂打工，“这是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年轻人不能全都去送外卖。”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在工厂兢兢业业、安稳地度过一辈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
工厂生活的枯燥无味以及强制性的加班，是对他们活力的一种剥夺，而送外卖的收入并不比在富士康打工要低，时间安排上也更加自由。
随着机器的应用，即使进入工厂，也许未来某一天依旧会被自动化机械流水线无情取代。
所以“年轻人宁搬砖、不进厂”的现象，并不是郭台铭一句“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甩锅到年轻人身上就能解决的。
如果富士康或者其他传统制造企业，不能转换视角，以自身的改变来契合早已变化了的就业市场，招工难的问题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结语
印度建厂计划屡屡受阻的同时，富士康为了响应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于2018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宣布建设液晶面板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是出席了动土典礼。
然而这个号称投资100亿美元，能为当地创造13000个工作岗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却在2019年重新谈判，投资额缩减至6.72亿美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记者采访了建成后的富士康面板厂基地，却发现其规模大小只有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职员工也仅有200名。
跟在强权屁股后边的富士康，拍拍脑袋便想要帮助美国重启制造业，就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
不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几倍于中国工人的高昂薪资，对于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来说，根本难以为继。
富士康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郭台铭抓住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机遇，也离不开中国制造的高质量、高速度，离不开中国上亿级的消费市场。
如今以一己之力带动全球经济在疫情时代强劲发展的中国引擎，早就不缺工厂、不缺企业。谁能正确对待中国市场，谁才能把握全球实业发展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