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3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0日发表伊莎贝拉·夸伊的文章，题为《瑞典大选让枪支暴力泛滥》。全文摘编如下：
随着瑞典在周日的议会选举中投票，对于一个通常将高生活水平、妇女权利和友善避难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来说，枪支犯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在能源危机和通胀飙升的背景下，枪支问题催生了一个异常紧张的问题，这一问题与瑞典身份认同、国家多样化和移民（尤其是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期间来到瑞典的移民）无法融入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其他像德国这样有着类似移民水平的欧洲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枪支暴力增长，而且由于瑞典许多枪击案件都没有破案，研究人员称，为了了解这一趋势，还需做更多研究。
但这一争论为保守派政党在一场已经相当紧张的竞选中提供了素材，尤其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该党是瑞典主要反对党的竞争者，他们正利用这种暴力推进长期的反移民议程。
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没有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在主宰了瑞典政治一个世纪后，发现自己正处于可能是最危险的境地。
政府认为，还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就业机会，以使那些环绕大城市、以移民为主的种族隔离的郊区实现一体化。
然而，由于担心失去更多选民，它屈服于公众关切，采取了更严厉的打击犯罪政策，而极右翼和其他保守派则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瑞典首相玛格达莱娜·安德松上个月说：“太多的移民以及融合度太低催生了并行社会，令犯罪团伙得以发展壮大并站稳脚跟。”
在竞选期间发出这种声音让受害者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被当作了政治棋子，瑞典较贫困社区的居民感到自己被当初那个承诺给予他们平等待遇的国家边缘化了。
瑞典北部于默奥大学政治学教授马格努斯·布隆格伦说：“在某种程度上，犯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如何去看待移民以及多文化社会的问题。”
瑞典1000万居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在国外出生的——在过去10年间，欧洲移民与越来越多来自叙利亚、索马里、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移民各占一半。
但在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和哥德堡等城市，移民人数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多，媒体和居民都指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代表国家财富的光鲜的都市中心，另一个则是贫穷、种族多样化的远郊，那里的巡警随身携带止血带，以备枪伤止血。
从2010年到2018年，瑞典的枪击事件数量迅速上升。今年到目前为止，警方记录在案的枪击事件共有273起，这可能是瑞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年。目前的最高纪录是2020年，为379起。
在一个枪支法非常严格的国家，许可证通常仅限于猎枪，犯罪学家将枪击事件归咎于非法毒品交易，而从战后巴尔干国家、东欧和土耳其走私而来的成千上万的枪支也助长了这一问题。
鉴于该国临近选举，议员们聚焦于法律和秩序的承诺，他们指出一些瑞典城镇发生了帮派战争和骚乱。
这种关注让斯德哥尔摩等城市外围社区的一些移民对当局充满不信任感，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是二等公民，即便是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十年。
9月11日，人们在位于斯德哥尔摩中心火车站内的投票站等待投票。（新华社）
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则表示，看着议员们吵吵嚷嚷而问题扭转却收效甚微，他们也厌倦了。
玛丽亚·奥格尔维19岁的儿子马利·弗雷德里克松（黑人）7年前在斯德哥尔摩被枪杀。她说：“自他死后，我就再也看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了。尽管他们承诺要解决问题，而‘种族主义政党’也仅仅是利用这个问题来争取选民。”
在瑞典，约70%的枪支杀人案都未能破案。研究人员说，如果能破案，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警官将枪击事件归咎于当地黑帮，他们表示，在让证人做口供并收集足够多的证据来起诉嫌疑人方面面临挑战，因为瑞典的司法系统不允许匿名证人，而保守派则提议改变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