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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1日，注定是令所有济南人印象深刻的一天。
那天，济南小鸭因为2002年亏损2.02亿元，成为了当时济南市第五家被ST的上市公司（即财务状况出现问题需要特殊处理）。
自此，2003年的济南市仅有的5家上市公司：济南百货、金泰、 渤海、轻骑和小鸭全部被贴上了ST的标签，其中的轻骑和渤海，如果不能在2003年6日30之前实现赢利，就将面临退市的灭顶之灾。
而这5家上市公司，无一不曾有过辉煌的高光时刻：
济南百货曾经号称“山东第一店”，鼎盛时期人流摩肩接踵；
济南轻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异常繁荣，产销两旺，“轻骑木兰”风行大江南北；
济南小鸭作为滚筒洗衣机行业的领跑者，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小鸭小鸭顶刮刮”更是家喻户晓；
就算是被某些人士戏称为“皮包公司”的渤海，也解决了济南火柴厂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
作为中国经济大省省会的山东省济南市，全部5家上市公司连续出现巨额亏损，成为了中国证券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
一时间，济南成了全国各大媒体瞩目的焦点：《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等媒体纷纷派人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济南上市公司的状况，探讨“济南现象”；经济学界人士也多次召开研讨会，试图剖析济南上市公司败落的成因、教训及对策。
在许多学者和从业者的共同研究之下，当时对出现“济南现象”的成因，大致归纳成了以下五种：
第一种环境说，认为“济南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及投资环境，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上市公司问题的效率和驾驭证券市场的能力”等等，是造成上市公司“不死不活”的原因。
第二种管理说，认为上市公司经营粗疏、管理锈化造成“济南现象”产生。
第三种治理说，认为“济南现象”的根本在于公司治理结构严重缺陷，包括违规操作现象严重和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不足等等。
第四种素质说，认为济南现象与企业家素质不高相关。
第五种结构说，强调上市公司的产业构成在山东并不属先进的，与山东的经济关联不强。
这五种说法虽然看上去非常有理，但依然缺少了一点“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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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这个市场角度来看，当时的济南上市公司中，无论是投资项目的选择、还是资源的再配置，都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干预行为。
仅从上市公司的重组来看，除了ST金泰外，无一不是政府主导下的重组，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影响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的运作。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计划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机构不具备驾驭经济所需要的现场信息。政府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与企业的经济目标也往往存在着较大的背离。
在行政型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存在着一些暗箱操作、外行当家、“拉郎配”等制约企业成长的政府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公司治理目标受到极大的扭曲。
比如ST小鸭上市不到四年，董事长换了四任，总经理换了五任，离任董事长多去担任“同等级别”的政府官职。
当年的济南上市公司内部，有着这样一群不想带领企业走向辉煌，只想通过企业走上仕途的企业高层，或许早就已经注定了财务暴雷的结局。
曾有一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资深教授直言不讳：济南的大企业和政府走得太近，把精力多半用在了经营政府关系上，这样企业虽能做大，却永远做不强。
这段故事是《最弱省会》的番外篇，正文可以关注温大最新的抖音视频《最弱省会，幕后真相》。
事情发生在20年前，由于时间久远，或许这个故事对现在的市场已经不再具备指导意义。
彼时的中国股市，才刚刚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探底过程：从2000年底的2073.47点，到2001年底的1645.97点，再到2002年底的1357.65点，最后在2003年年底才开始扭转颓势。
某种意义上来说，2003年的“济南现象”，不只是济南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