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翻译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译著等身恐怕是对翻译的最高礼赞，泼墨难收则是对翻译的极致要求。如何才能称之为「出版级」翻译？在翻译、校对、编辑、读者、学者的眼中也许不尽相同。 译鉴堂公众号邀请了上述各环节的从业和相关人员，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翻译的跨界？对于通识或专识领域，译者是否必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二、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三、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判因素？

四、是否赞同或鼓励将技术（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应用于出版译作？技术是辅助翻译还是磨灭创造性？

五、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看法？

受访者：周小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审（教授）、博士，多年从事教学、科研、翻译和图书期刊出版工作。

译鉴君：如何看待翻译跨界问题？对于通识或专识领域，译者是否必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周小成：在这个学科不断融合的学术语境下，关联学科或学科内的跨界不可避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语言文学背景的学者翻译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甚至科技等学术史的学术著作屡见不鲜。因此，翻译跨界不足为奇，尤其是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译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何况在信息社会复合型人才教育的大环境下，优秀的青年学子文理兼修者大有人在。

无论是从事通识领域或专识领域的作品翻译，译者驾驭语言的能力、从事翻译的实践经验和知识面及学术视野都在起作用。 一般而言，专业背景能说明一个人的知识面，但不是绝对的。理学院毕业的人，可能文艺创作能力也很强。而一个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是一名计算机高手，科幻作品创作与翻译的高手不见得非得是文学系、人工智能或生物遗传工程等专业毕业生。关键是译者的相关知识和能力符合所译作品的内容。之所以划分通识领域和专识领域，是因为通识领域涉及的知识普及性较高。通识领域作品无论是源语的理解还是目的语的表达，所要求的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相比专识领域都容易达到。译者不一定非得具备相关的专业背景。

译鉴君：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周小成：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要求语言和内容都符合相关语言文字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应该说，译者的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都很重要。要分个孰轻孰重，确实不容易。这就要看源语作品对译者的要求，只要译者能胜任作品的要求就可以。如果作品本身专业性不强，属于通识领域，对专业要求就不会高，语言能力就重要得多；如果属于专识领域，那外语再好，看不懂原文，也很正常，而专业再好，如果外语能力不过关，那也很难保重正确理解源语，目的语表达自然就会出错。

译鉴君：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评判因素？

周小成：传播效果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一部作品之所以要翻译成目的语，就是要把原作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等传播给更多的受众，介绍到更广的空间发挥其建设人类文明的作用。因此，衡量一部译作是否成功，要看传播效果，看市场的接受程度，目标读者的喜爱程度，看对传播的相关领域文化建设的影响力。但是，影响译作传播效果的因素绝不仅仅是译作本身，当然译作本身是重要因素。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但却引出了本题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评判译作成功与否的因素既要看作品的传播（外在）因素，又要看作品的内在因素。翻译作品是第二手的创作，是用目的语传达原作者显性表达和蕴藏在作品中的信息及情感。因此，译作与原作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相符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内在因素。内外结合，才能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译鉴君：是否赞同或鼓励将技术（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应用于出版译作？技术是辅助翻译还是磨灭创造性？

周小成：我主张鼓励和支持将技术（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应用于出版译作。技术有助减轻人繁重的重复性劳动，机器翻译和语料库能够帮助甚至替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查找资料、核对数据等工作，不止节省时间，减轻体力劳动强度，甚至有助译者对相关知识合理而正确地运用或创新性的脑力工作。因此，技术不只是辅助翻译，还有助译者创造性的工作。原因在于，技术的社会属性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对于创造性应用技术的人，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只对译者敞开创造的大门。

受访者：闫雪莲

墨责（北京）科技传播有限公司副译审、翻译培训师

译鉴君：如何看待翻译的跨界？对于通识或专识领域，译者是否必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闫雪莲：理论上讲，译者同时具备语言功力和专业知识是最佳的，但现实的情况经常是两者不能兼顾。优秀的译者，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大量学习和查证，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产出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专业性的译文。专业译员和相关专业领域合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译鉴君：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闫雪莲：这样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没有孰轻孰重，只有相互结合和平衡。负责任的译员可以克服困难，解决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但问题是，委托方是否愿意留足够的时间让译者打磨，是否愿意给出合理的价格，给予译者所付出的大量努力相同的价值。

译鉴君：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判因素？

闫雪莲：传播效果，当然是一个衡量标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可否认，受历史背景和个人水平的局限，某些译作最初是有误译情况的，但这种误译不是译者不负责任，而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背景资料的获得、与作者的沟通交流等）。具体而言，如果表达流畅自然，又没有知识性错误，应该就是成功的译作了。

译鉴君：是否赞同或鼓励将技术（机器翻译、语料库等）应用于出版译作？技术是辅助翻译还是磨灭创造性？

闫雪莲：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发展迅速，当然可以用于出版译作，提高效率。只是对于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来说，技术的贡献还是比较有限的。如果译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是可以把机辅译文提高一个档次的，译者的创造性仍然很重要，不过确实应该注意机辅译文对自己思维的限制。

译鉴君：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看法？

闫雪莲：我做过编辑，也做过译者。在我看来，每一份笔译作品都应当是出版级，不存在“大概翻一下”、“差不多就行”这样的中间极。译者要严于要求自己，编辑要做好把关工作，大家配合起来，才能产生优秀的翻译作品。

受访者：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翻译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MTI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CATTI法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译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译鉴君：如何看待翻译跨界问题？对于通识或专识领域，译者是否必须具备相关专业背景？

刘和平：成为译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双语语言能力、主题知识（也称专业或领域知识）+百科知识（人文和科学基本素养）。在此基础上，还要有跨语言、跨文化和文本语言转换能力。

语言是载体，载体会因语篇的体裁和题材等不同存在差异，也会因领域不同有特殊要求，如一般性技术翻译和法律翻译不同，强调文学性的文学作品翻译与非文学翻译存在差异，纯语言转换可能能为某语言体系或特征研究或初期机器翻译服务，但与职业翻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职业翻译的任务是服务于不同语言社团特定目标的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活动。

因此，翻译的对象是语言承载的信息（意义），没有意义的词汇转换与真实交际相去甚远。总之，没有交际目的和对象的翻译不是职业翻译，更谈不上译介。

译鉴君：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刘和平：职业译者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能人才，其与非职业译者的主要区别是有译前准备能力，有依托已有认知能力对文本（讲话）进行逻辑分析和最终表达形式或方式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讲，职业译者可以通过大量译前准备和与作者（讲话人）的沟通，完成不同领域通识性文本的翻译。然而，由于某些领域需要特别的知识和能力，如医学、法庭、法律、建筑、特定历史翻译等，如果不懂专业，自然无法完成高质量翻译，出版更无从谈起。当然，可以考虑译者与专业人士的合作，即译者完成初稿后由专业人士承担审读，译者根据审评意见作出修改，最终按照出版要求完成译文。如果是中译外，则必须请讲母语的合格人士/专家进行通读，并给出修改建议，毕竟不同语言和文化社团对同一个世界的理解还是存在差异的，这是因为各个语言文化社团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发展轨迹等都不尽相同。面对出版，我更想说，专业知识非常重要，每个译者的“优势”不同，不接受超出自己能力的翻译任务，这是职业伦理要求，如有译者终生只做游艇领域翻译，也有人只做金融翻译，这类例子举不胜举。简而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译鉴君：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评判因素？

刘和平：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交流沟通，这便决定了一个事实：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只有目的语读者理解了，才能进入沟通，而理解的基础是什么。不是语言词汇，而是借助读者的认知知识输入不同语言文化的概念和定义。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学习过程都是借助已有知识不断填补和扩充知识的过程。

翻译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的代码转译！例如“狗”，对其理解和阐释会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差异，“痛打落水狗”必须有上下文，必须有主题交代，否则会引起“不适”；另如“苍蝇老虎一起打”，苍蝇可以消灭，为什么中国要打老虎？在过去的多年中，由于我们习惯于自说自话，不少出版物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十分严重，外国读者甚至根本无法明白我们要说什么，如面对日本鬼子，百姓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相关文学作品里用life表达（英语：I don’t have any money, but I have one life；法语：Je n’ai pas d’argent, mais je n’ai qu’une vie），其本意是说：要钱我没有，想杀就杀吧！（… so kill me if you want! …tue-moi si tu veux !）由此而论，目标读者不理解就无法谈传播，更谈不上接受。用传播效果评价翻译成功与否至少是一个重要标准。

传播效果不仅有意义层面的转换问题，还有表达形式等因素，涉及到删减、明喻或暗喻、形式不对等等多种处理方法：如“解放后”、改革开放，等等，最简便的方式是增加年代，因为liberation, reform, opening 等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涵义，属于此行形同或相近，意思不同范畴，需要明喻；对于诸如“在……领导下，在……亲切关怀下，在……精神指引下”等中文习惯的表达，要根据对象国和交际目的进行“删减”或暗喻；还可以根据对象国读者的习惯将文本（讲话）以摘要、重点翻译等形式处理，从而实现交际效果。

译鉴君：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看法？

刘和平：出版物的选择与出于个人兴趣翻译差别很大。首先，出版受所在国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等制约，对出版何种作品有比较明确的“时代”和出版社特色等有限制。

其次，出版物与一般译作不同，对内容、错误率、插图等都有明确指标。例如，我去年出版的一部译作，先是找不到原出版社了，因为某种原因出版社“消失”，版权问题无法落实。随后与作者沟通，她很慷慨，最终授权我完成翻译（需要给中方出版社出示授权书），且不要任何版税。接下来遇到出版中的“禁忌”问题，因书中涉及某国某人某时期当权等不好“明喻”的信息，出版社要求删除相关内容。于是，我只好跟作者商量，征求意见。她还是很慷慨，说一切由我定夺。到了定稿出版阶段，最早的一家出版社因人事变动等原因，不再想出版该译作……好在有出版界朋友敢于“承担风险”，在另一家出版社完成了作品的出版，让该译作没有压在箱子底沉睡。

作为译者，在与出版社协商出版时，还会遇到“变更”等问题，题目选择“时髦”的，或更凸显内容的，或因中文特点需要改变原作品名称……出版意味着零差错，作为译者，与责任编辑的合作沟通至关重要，毕竟出版的作品有出版要求，译者只是对其内容负责。

翻译量越来越大，客户给与的期限越来越短，这自然涉及到团队合作或人工与机器的合作；谈合作，必然躲不开术语和风格的统一。待译资料几百页，如果前后术语不一致，表达风格相异，读者会成为“丈二和尚”。因此，翻译软件的使用、术语提取技术、风格统一等成为合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即使术语和风格明确要求和范例，我们也曾在翻译一本文学作品时经历了八次审校，最终才达到出版要求。

现在出版译作费用是另一个大问题，出版一本书（15-25万字上下）需要5-8万人民币，但不是所有译作都能申请所在单位出版补贴的！中国的文学作品目前的翻译费用基本保持在千字70-100元，与很多国家的翻译费用标准有差距，与科技翻译费用也有差距。应该说文学作品译者中有不少“疯子”，有的是真爱，有的是“消遣”，因为靠翻译文学作品维持生活有点难（极少数翻译大家除外）！某公司拿到客户的任务书，翻译费用高达1000元千字，这里包括了翻译全过程的所有成本，含提供出版物的最终版（印刷版）。译者应保证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和风格的统一性，责任编辑则负责按照出版社要求完成全书的审阅和编辑，剩下的事情交由相关部门，直到图书入库和上市。

因此，出版级对我而言，意味着内容忠实准确、风格与原作统一，同时兼顾出版社相关要求，保证无错或错误率不出线，符合译入语读者期待，借助出版社市场优势有良好的传播渠道，最终赋予译作新的生命。

– END –

转载来源：译鉴堂

转载编辑：王琳、陈雨

审核：曹达钦 冯春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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