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俄罗斯与韩国：一个拿枪对付寡头，一个空手对付拿着枪的财阀

当代俄罗斯的财阀常被称为“俄罗斯经济寡头”，他们产生于苏联末期，崛起于俄罗斯联邦的初期。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因为过去的错误经济政策、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美苏冷战的国际压力，被完成电子工业革命的西方甩开了明显的差距，表现得暮气沉沉。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苏共领导的七十多年间，苏联党和人民也战胜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可观的国内建设成果，尤其是重工和军工建设。

苏联解体前夕，由于经济持续不佳，民众生活质量长期没有明显改善，国家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虽然能保证大家都饿不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想过上一些人期望的富足生活，光靠社会主义的“福利分配”还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一些“有能力”的人就开始动起歪心思了。这些人包括一些思想品质变质了的苏联党政干部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有些人以厂长、经理这样的身份能够轻而易举的暗中控制住其所属生产部门的全部生产资料，并偷偷拿到黑市或者私底下同外国人私相授受——只要这些人要钱，或者说他们想用手头的已经在政府失灵经济崩溃之下失去其价值的生产资料套现，凭着他们的地位和“钻空子”的功夫，是易如反掌。

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建立初期，新建立的资本主义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政府时期，面对已经崩溃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调整到市场经济体制。

说实话，叶利钦时代的一些政治家不少就是苏联末期“墙倒众人推”的苏联大厦的掘墓人和我们前文讲到的“腐化变质的苏联官僚”，他们对西方经济认识的知识水平还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决定要“抄一抄”当时国际上风行一时的“休克疗法改革”。

所谓“休克疗法”，是人们评价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于20世纪80年代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借用医学概念创造的词。

萨克斯根据当时玻利维亚的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休克疗法的模式主张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

1992年初，在叶利钦的支持与俄联邦总理盖达尔的操刀下，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这场改革中后世评价争议最大的部分是中后期的急速私有化改革，这也是被归结为上世纪末俄罗斯寡头膨胀的最主要原因。

盖达尔认为，苏联末期的经济之所以疲软，主要在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市场环境和其中“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竞争机制不起作用。而要建立自由市场，配合当时的物价放开，必须放弃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垄断——美其名曰：“将生产资料还给人民而不是被攥在国家手里”。

盖达尔

怎么办呢？必须尽快搞私有化。

盖达尔觉得，将国有经济成分快速转到私有经济成分，再配合市场化改革，就能像模像样地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好好搞资本主义。

从经济学的原理上看，参考前面说过的萨克斯在玻利维亚的改革，盖达尔的想法是有一些理论依据的。但他忽略了一个实际，那就是萨克斯当时参与顾问的玻利维亚政府在经济崩溃之前是建立过一套行之有效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但俄罗斯却没有过。

盲目生搬硬套定是要出问题的。果然，盖达尔操刀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经济状况好转不超过三个月，就陷入了经济急速过热后的剧烈萎缩。

而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

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当时俄罗斯的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那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

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前面说过，此时被盖达尔休克疗法前期的一些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突然到来的价格和市场开放措施折腾的俄罗斯经济是真“吊着一口气”了，卢布被严重超发，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老百姓也急切希望出手私有化凭证——毕竟，通货膨胀，价格飞涨的岁月，谁能保证未来十年俄罗斯卢布会不会像穆加贝治下的津巴布韦货币和魏玛德国的马克那样，一天一个样呢？

更何况，有些私有化证券背后代表的是一些重工业工厂的资产，说难听点就是一堆机床那样的“钢铁疙瘩”——老百姓要的是面包和酒，钢铁疙瘩又不能吃，不如早卖早换钱。

这就给了很多“有心人”，特别是那些未来的寡头以机会：寡头利用老百姓急切期望变现的心理，以在后面来看相当低廉的价格大量购买这些私有化证券。这在一些过去苏联国有工厂中的领导层和一些俄罗斯政客中非常普遍。

就这样，在苏联时期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家家工厂，一座座农庄，被以低廉的不符合其背后付出与理论价值的价格，迅速被人窃取，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后。

“新的主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工厂停工，越来越多的人失业。

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寡头和财阀是建立在对苏联遗留的“人民的遗产”的瓜分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相当的损害，一些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相比于苏联时代下降得极为明显。

都说苏联解体“没人怀念”，俄罗斯民众希望之后的资本主义政权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可是，盖达尔这一帮人搞的“休克疗法”真把俄罗斯折腾得半死不活，还带着一堆寡头“分肥”。这样一来，对于寡头，俄罗斯老百姓自然怨声载道——这也给之后普京用强权取缔寡头团体奠定了基础。

而说到韩国财团的形成，其实本质上来说，韩国的财阀和俄罗斯的寡头，都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下“垄断”的产物。不过，对于韩国来说，在观感上韩国财阀的形成更加“好看”一些。

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在朝鲜半岛南部扶持了大韩民国政权。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可谓是一穷二白，不过日本人还是留下了些许东西的——虽然在日本的殖民掠夺和旧日本帝国对其亚洲殖民地的整体管理规划中，朝鲜半岛的经济结构是严重失衡的。

日本投降后，在朝鲜南部占有的一切财富均被当时的美军宣布为敌产，予以没收，这些财产占光复后韩国总资产的80%。

当李承晚政府成立后，除了重工业、金融业等少部分产业归为国有，其他企业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私人，并且接受分期付款，考虑到物价的贬值，基本可以认为是白送给了购买者。

与韩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三星财团、乐喜财团、东洋财团等就是这个时期成立——还是靠政治关系“分肥”。但相比于前面说的俄罗斯，好歹这里分的是“敌伪”的“逆产”。

进入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朝鲜战争后，随着韩国在亚洲冷战对峙前线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美国对一些亚洲“共产主义防波堤”国家的扶持，让韩国的财阀又一次“舔了包”。出于政治目的的需求，美国对韩国进行了大量资金及物资援助，李承晚政府在分配这些援助的过程中，如同转卖日本遗留的归属财产一样，以十分优惠的方式提供给予给了当局有关系的群体。由此，韩国又产生了一大批新的财团，如现代、鲜京等，而三星财团、乐喜财团的实力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加强。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传奇的军人总统朴正熙的上台，韩国开始了一段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汉江奇迹”。一定程度上，朴正熙所创造的“汉江奇迹”中，很多关于经济建设的宏伟构想是需要这些财团来把它们变成现实的。

韩国政府为了主导经济的快速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特许经营牌照和相关的优惠政策，这包含：只允许政府批准的企业从事特定商品的进口；实行代替进口政策，鼓励企业自行生产产品，通过对企业进行贷款，补贴，且不限定产品价格；公开支持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对引进外资的大企业给予相比于小企业更多的政策优惠等等。

这期间，韩进、晓星等一批财团开始崛起，前面已经形成的财团实力得以进一步巩固加强。此外，恰逢韩国在越南战争中按照美国的安排为其提供大量后勤物资支援，和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一些韩国财团也趁势扩张崛起。

正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短短30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23亿美元增长到1994年的3769亿美元，人均收入从87美元增长到8483美元，韩国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也成为了发中国家的模板。而很多大型的垄断财团，由于涉足诸多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深度渗透。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一个韩国公民从出生的婴幼用品，到死后的丧葬品等一切吃穿用度，夸张点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或两个财团给包圆的。这还不包括可能这个韩国公民念书的奖学金是财团赞助的，以及他参加工作后，会为某个财团，或许就是给他从小到老提供吃穿用度的财团打工的可预见的情况。

当然，目前韩国国内的一些问题，比如疯狂地“内卷”、高额房价和严重的性别对立问题等，一些外界的分析声音也会把这些问题的根源上溯到一些垄断财团的过度垄断。但真要问韩国人“愿不愿意打倒财团”，且不说“三八线”对面同族兄弟国家那惨淡的“主题经济”，就说一旦一个财团出现问题很多韩国人会失业这样的问题，就会让很多人对这样左翼的建议摇头了。

一句话，从历史成因上来看，在经济现象上同具垄断色彩的财阀或寡头，在韩国和俄罗斯分别是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而形成的，对国家的作用和效果也不同。

简单来说，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联邦初期，寡头在俄罗斯基本上干的都是过去的社会主义时代要杀头的勾当，损公肥私，侵吞过去几十年苏联老百姓建设的公有制成果。

而韩国的财阀则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特定国际背景下，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客观且明显的贡献。

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他们这样的“商业垄断”行为的具象化群体，在韩国和俄罗斯不同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最后这点在政治活动中极为关键，可以被理解为是否支持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个党派提出对财阀这样的商业垄断进行打压限制的重要社会基础。

政商关系对财阀境遇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前面的文段中，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韩国，财阀的兴衰都和政府或者说具体某个时期的政策举动有关，抑或是与特定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紧密与否有着密切联系。

这里我们就展开说说，为什么说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商关系情况，决定了财阀在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事实上，在一些现有的历史案例看来，寡头，或者说垄断之所以能够形成，在当今人类的政治实践中，往往和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在对俄罗斯叶利钦时期财阀做大的过程的审视，和对当今韩国财阀和政府关系现状的观察中都可以发现。

先来说俄罗斯。

前面已经多次讲过，当年苏联末期到俄罗斯初期的财阀之所以能够利用俄罗斯经济的乱局迅速膨胀，和他们利用俄罗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政治混乱和戈尔巴乔夫政府到叶利钦政府的过渡期，政府管制无力的当口迅速扩大其原始积累有很大关系。

而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时代后，由于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叶利钦政府甚至经常要依仗一些私人银行来进行运作——后来大家熟知的，被普京在之后强硬拿下的所谓“七大寡头”：

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就是在这段时期和叶利钦政府上下搞好了关系，形成了在叶利钦时代相当稳固的“经济-政治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对国家当然是有相当大的伤害和影响的，干预俄罗斯政治也似乎“理所应当”——这在叶利钦1996年试图连任的总统大选中就有体现。

由于1992年后失败的“休克疗法改革”，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伊始，叶利钦的支持率一落千丈，他的竞争对手，继承了苏联共产党衣钵的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倒是明显领先。

就在大家都觉得俄共又会被选回来的时候，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七大寡头”，和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银行家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由于俄罗斯寡头控制着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这让他们可以投入巨资没日没夜地替叶利钦宣传造势。从苏联时代过来的俄罗斯人对电视上和报纸上的“权威消息”有着天然的高信任度，这使叶利钦民望大涨。

而对于其劲敌久加诺夫，寡头控制的媒体不但要封杀关于他的正面报道，而且他们专门对久加诺夫进行丑化，这让久加诺夫难以招架，本来高走的支持率逐步回落。

最终，叶利钦在寡头的银弹攻势加上宣传造势的“保驾”下，从最初3%的超低支持率，到最终以58%选票逆转。当选之后，叶利钦也“投桃报李”，在胜选连任后随即任命年仅35岁的寡头波塔宁为俄罗斯的总理，又让七大寡头之首的别列佐夫斯基出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主管经济工作…

对此，曾经作为七寡头之首的别列佐夫斯基曾放言：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来当总统。”

“我人生中最大的收益，就是来源于政治领域上的投资，它成就了我的巅峰。”

在普京之前，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的其他政治同僚，比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等，也曾经希望能够扳倒这些天天在克里姆林宫恣意妄为的寡头集团，但很多人还没能开始实践，要么就叫这些寡头使用和他们“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们”的政治手段给搞下台，要么就干脆被叶利钦制止。

叶利钦也知道自己上台的背景不算特别清白，往上查十有八九自己也得被牵连清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叶利钦时代无法清除掉“寡头干政”，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得从叶利钦自己身上找找。

事实上，和政治人物的紧密联系也是为什么韩国的财阀虽然常被人诟病，却很难被扳倒的另一个原因。

如前文所述，韩国财阀的形成当中，有相当多的大财团可以被某种程度上视为特定政策或者国家战略塑造的成果。而在上个世纪，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与卢泰愚，也就是韩国所谓的“第三共和国”到“第四共和国”时期，财阀和政治家往往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权钱交易”与金钱权力互换关系。

韩国军人政府出于发展国家经济和巩固自己权力的意图，给予一些财阀特定领域的经营权，甚至主动扶持一些财团。而财团出于便利自己经营发展的目的，也乐得积极参与“金钱政治游戏”，在军政府时期甚至有“主动上供”的传统。

韩国民主化改革后，“第六共和国”时期的韩国民选政府为了统治合法性等因素的考虑，摒弃了一些军政府时期对企业明里暗里“吃拿卡要”的不良习气。但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玩起来也是需要花钱的——对于那些政客来说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国会或政府换届要进行选举的时候。而每当韩国政府更迭的时候，一些财团的负责人就开始猜测，或者打探有关下一届领导人或特定的国会议员人选的风声，并进行一些先期的接触——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算新鲜事。

更何况，由于前面我们说过的，随着韩国经济的腾飞，大财阀经营领域已经覆盖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现在也有不少财团下面的公司管理层出身步入政坛的政治家在韩国积极活跃——比如前总统李明博，在从政前长期在现代集团下属企业做高管，积累了相当的能力和名望。

所以，从俄罗斯和韩国财阀的不同命运，参考这两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商关系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一旦财阀和权力群体关系越好，金钱和政治的交换关系越紧密，那只要不是特殊情况，政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太愿意去动财阀的蛋糕的。

普京为什么能削弱俄罗斯的财阀势力

前面我们提到，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财阀和叶利钦互相勾结交易最终保住叶利钦总统大位的事。

事实上，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普京在被指定为叶利钦的继任者时也是获得了财阀的“支持“的——与其说支持，毋宁说控制。毕竟，在寡头们看来，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叫一条狗来统治俄罗斯。

但后来普京还是“斗赢”了寡头，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财阀的崛起与生死存亡，和他们与特定权力人物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在俄罗斯政坛，特别是叶利钦时代也有体现。

但具体到普京，他是从一个克格勃军官到苏联末期追随他的政治导师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步入政坛的。总体来说，他在苏联解体末期到俄罗斯成立初期和寡头在一起“混”的时间不长——后来普京自己也说，苏联解体后一段时期，因为从克格勃辞职后生活无着，都盘算着准备上街开出租拉活，可见那段时间他的经济状况了。

而长期在克格勃这样的情报与强力机构的经历，让普京在俄罗斯的“强力部门”中获得了初期的人脉支持。所谓“强力部门”，大致包括俄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

在当代的俄罗斯社会，“强力部门”并非仅仅是对情报部门和其他暴力机关的一种隐晦代称，它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一种行事果断强硬，给外界观感颇为“剽悍”的行事风格。

有评价认为，和出身苏联末期“改革派”中的俄罗斯政坛的一些政客比，普京身上更多体现出一种对于传统的，源自苏联甚至沙俄时期的一些政治思维与文化的回归。而普京在大学中学的是政法类专业，毕业后为国家政法机器效力多年，在叶利钦身边工作后也长期负责一些经济监察和法律事务的专门工作。

或许正是这些工作，让尚未真正掌权的普京对国家经济的现状，和那些“寡头”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反思——在2000年，普京首次正式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将“打击寡头”作为重点口号之一就是映证。

通过上台初期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普京对车臣地区分裂分子毫不让步的举措，以及在莫斯科人质事件等当时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国内恐怖袭击中，普京表现出了不同于之前一些俄罗斯官僚唯唯诺诺不负责任的观感。

在普京执政初期，他的强硬作风和硬汉风格就被打了出来，且得到了在经历整个动荡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老百姓的支持——这正是普京整治寡头的民意基础与保障。

普京首先要求他麾下的强力机构以及他信赖的一些相关机构出身的有关官员，秘密搜集那些寡头干预政治和一些不法经济行为的有关证据。此时，这些寡头对此尚未察觉。而普京也知道对于寡头的打击急不得。

前面我们讲过，这些寡头手中控制的大小喉舌一旦处理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将普京打击寡头这样的“利国利民”行为彻底抹黑。

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时候，传媒寡头古辛斯基的媒体就不遗余力渲染污蔑联邦政府军在车臣打击叛乱和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而第一次车臣战争最后结果可谓是搞了个稀稀拉拉。从内政原因上来看，古辛斯基的媒体算是“贡献颇多”了。

对此，普京在摊牌前向那些已经干预俄罗斯政坛相当时间的寡头开出过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条件：从政府官员的位置上彻底辞职滚蛋，当个合法经营安心做生意的商人，这样之前那些坑害国家和人民的黑历史，俄罗斯政府知道但可以既往不咎。又想有钱，又想没事就摆弄俄罗斯政坛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些能让猴子当总统的寡头怎么会领情呢？

普京一看这架势，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寡头了，必须要出点重拳了！

普京对七大寡头动的第一刀，目标就是前面说的掌管大量喉舌的寡头古辛斯基。他在出国访问的途中，远程命令检察机关以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对古辛斯基提出指控，并强行搜查了他名下的企业。而这些寡头无一例外都是劣迹斑斑。

因此，在搜查出证据后，古辛斯基被迅速逮捕。在被逮捕三天后，古辛斯基取保候审，继而迅速逃离俄罗斯、流亡海外，而普京则立马查封了他的财产，并让俄罗斯政府重新获得其名下媒体的经营控制权。

古辛斯基被逮捕让寡头们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想通过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向普京发难，甚至再换一个总统。

古辛斯基之后，第二个倒霉的是一个年轻的寡头——当时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四十岁出头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发家很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典型俄罗斯寡头：利用苏联末期到俄罗斯初期政治社会动荡的时候，“抄底”国家资源转入自己腰包。

普京动用他所能掌握的国家机器秘密搜集了有关证据，眼看霍多尔科夫斯基是“难逃法网”，不过这位寡头似乎觉得还能“救一下”——大不了真的把普京换掉，如别列佐夫斯基说的那样“换个猴子”当领导人，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要参选总统”，从操纵俄罗斯政治的幕后走向台前。

在2003年的一次普京召集方方面面探讨未来国家经济问题的公开会议上，霍多尔科夫斯基拿着几张看似有证据，但证据来源和可信度却十分模糊的PPT，历数普京治理下的种种问题，叫普京给个交代。

诚然，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他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普京治理下俄罗斯确实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全国直播的公开场合被突然发难，显然有些超出他本人的估计。但很快，普京镇定的反将一军：“你（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这样的公司，业务资金流量也是非常惊人。但是，你能保证你的钱得到的手段都很干净吗？你没有偷税漏税吗？”

这个问题确实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软肋。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叶利钦时期，普京之前有个叫普里马科夫的总理也曾计划整治这些动不动干预政治的侵吞了人民和国家资源的寡头，但却被叶利钦给制止了。

不过，这位前总理的调查也不是全无结果，当时就有江湖传说，普里马科夫这位和普京一样是克格勃出身的 “正派干部”，是从霍多尔科夫斯基下手开始秘密调查的，并且拿到了不少指向这位年轻寡头偷税漏税的证据——不过，有关的调查没有进展到可以抓人的阶段就是了。

这些证据似乎也成了一个早期讯号，在普京之后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调查中，各类“新账旧账”也被一并查获翻出。

最终2003年7月2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司保安部负责人和其生意伙伴先后被拘留。

之后不久，2003年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新西伯利亚市的机场被捕。他被逮捕的原因是：欺诈等经济犯罪。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蹲了十年大牢后被普京“批准特赦”，出狱后在一些欧洲国家组织“反普京运动”——不过目前来看，在俄罗斯政府被彻底更迭前，他很难在俄罗斯政坛再有什么作为，可能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目前还不算太老，还能活得更久一点吧。

总之，在普京的严厉打击下，前面我们提到的在叶利钦时期“权倾朝野”的七大寡头运气都不是特别好。除了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普京上台后，看着很多“寡头兄弟”蹲大牢的蹲大牢，出逃国外的出逃国外后，他积极主动配合普京主动交出权力，安心去经商，甚至逐渐成为普京现在核心圈子的一员。前阵子俄乌战争刚开打的时候，他也被一些西方国家制裁了。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事实上普京虽然取缔了很多利用混乱的90年代起家的经济寡头，但在从普京上台到今天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也以过去一些强力部门的同事或部下为基础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圈子，也就是常被一些分析家提及的“希拉维克集团”——客观来说，这些人事实上成为了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寡头”。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结

经济学上似乎是会客观出现的垄断现象，当进入政治生活中，以寡头或者财阀的面貌出现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开始被质疑，被打压。

寡头的形成和发展，乃至特定寡头的倒台，离不开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而具体到个人头上，就目前人类的政治发展程度而言，在主权国家依旧是目前世界政治局势的核心构成的情况下，财阀之所以能够产生，其背后和政治权力团体乃至个人的权钱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一般来说，在关系相对稳定，且金融势力不会过度干预政治权力运作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团和权力集团的微妙关系是可以维持的。可是，一旦财团对于国家政治的运作过度插足，或者说“影响朝政”时，则难免“树大招风”，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

当然，特定政治人物的立场和理念以及其出身背景，也会影响到一个寡头在一个国家与特定社会的命运。从政治家个人来说，若想和金元势力斗一斗，是需要有足够的群众支持和坚毅果断且深谋远虑的行事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尤其是合法的“暴力权力”或者说强力部门的忠诚度，也是值得考量的一个要素。

不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于个别人物试图凭借某些领域的垄断或者说突出地位，进而试图将手伸向社会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正常平稳运作，从而实现某些个人利益无限最大化的心里和行为。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党和国家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