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错配在企业部门债务杠杆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外部市场需求回落等多重压力，国内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净资产收益率回落，同时楼市调控造成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宏观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金融资本错配程度不仅难以得到有效改善，而且还会继续升高。
而在一个金融资本错配的状态下，出于经济刺激目标的货币信用扩张政策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市场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在推动债务资本规模膨胀的同时，由于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金融资本错配，引发金融资金脱实向虚、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问题，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问题更为严重。
因此，金融资本错配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部门债务，还会对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形成起到“助推器”的中介作用。在关于金融资本错配下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金融资本错配推动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的“加速器”中介效应理论假设。
一、金融资本错配推动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加速形成的理论假设
（一）基于金融抑制理论扩展模型的加速器机制假说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等因素，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市场竞争不完全。凯恩斯指出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市场经济中的扭曲，弥补市场失灵引发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政府的干预措施对缓解金融资本错配及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大、人口增长率较高、劳动就业不足、二元结构明显、自然资源压力大、市场运行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以及金融资本紧缺等问题，经济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有效性不足，为了避免经济长期徘徊于低水平发展的“陷阱”中，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并希望能通过金融抑制加强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以强化金融资本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对于中国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及市场化改革初期，国家对金融资本实行全面控制或干预，例如通过吸收大量的金融资源补贴体制内企业，并扶持起一批主导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部门，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或是维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以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类似前苏联、东欧解体那样的经济断崖式下降。
从实践看，以政府干预政策为主导的金融抑制政策确实可以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积极地促进金融资源汇集，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内在缺陷，降低融资活动的成本，甚至是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特别是在金融资本高度错配、金融市场陷入无序状态以及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政府及时有效的干预和果敢到位的救助行为无疑会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促使金融市场快速恢复到稳健运行状态，从而扭转金融资本严重错配的局面，并摆脱金融危机状态。
而在企业部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债转股、推进企业战略重组与结构调整、加快“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和完善破产退出保障机制等措施降低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因此政府干预对解决金融资本错配及企业部门债务问题有积极性作用。虽然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政策在反经济周期、缓解经济衰退和保持经济增长等方面可能会起到显著的作用。
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不但不会矫正市场经济中的扭曲，还可能阻碍和限制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或是给经济运行带来新的扭曲，从而加剧市场缺陷和市场混乱，使得资源错配问题更严重。在经历多年的政府放权让利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但是，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尤其是作为企业最重要生产要素之一的金融资本非市场化配置行为较为明显。
长期以来，为了实现政府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政府部门对金融行业实施严格管制，形成了明显的金融抑制。麦金农认为金融抑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对金融资金价格、金融资金流动与配置、金融部门运营和跨境资本流动等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
例如，从存贷款利率变动、汇率管理、信贷投向、新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出、银行网点的设置、银行手续费的确定、甚至到银行行长工资的多少，都要由金融管理部门决定或审批。金融抑制使得大多数国人坚信中国的银行绝不会破产倒闭，这不仅弱化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还给我国金融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少的体制机制障碍，导致金融资本错配问题较为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基于信贷配给理论扩展模型的加速器机制假说
货币扩张由企业部门的增量债务创造，并且具有较强的内生性。金融杠杆和实体经济部门债务同为货币信用扩张机制的镜像，在一次完整的货币信用循环中，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经济再回流金融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完成一次扩表，实体经济部门加了一次债务杠杆。
理论上，这种以存贷款业务相互创生为基础的货币信用创造机制的运转动力源自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当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强劲时，货币信用创造速度增快，金融杠杆和实体经济部门加杠杆速度也加快，而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是否强劲又取决于经济体内生的增长动力，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驱动力，这也决定着货币信用扩张动力、实体经济杠杆水平和债务杠杆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货币信用扩张的动力机制，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就是金融资本。在完全的货币信用制度下，货币信用供给突破技术性限制持续扩张，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币信用资金作为支撑。
然而市场并非完美无瑕，转型经济体国家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极易发生异化，使得金融市场并不完善，货币信用资金在通过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部门配置过程中就会发生错配，大量的货币流动性不是“脱实向虚”，就是持续流向国有企业、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资本密集型低效率生产部门，从而形成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问题，由于庞大的信用资金被低效或无效部门占据，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抑制，金融资本错配状况加剧，最终会造成企业部门出现债务杠杆过高和结构性杠杆问题。
当货币政策收紧引发货币扩张增速放缓或货币信用紧缩时，由于存在金融资本错配，稀缺的金融资本会优先满足一些政府支持型、国有背景或是资产价格泡沫严重的低效率企业部门，而效率更高的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部门的融资状况将进一步恶化，从而无法达到去杠杆的目标，反而还可能造成经济增速下滑并最终使得债务杠杆率加速上升。由此可见，转型期经济体在货币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因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异化造成金融资本错配，进而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快速形成。
在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由于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异化，金融资本必定会发生明显错配，生产效率低、经营收益不佳和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的企业部门负债规模更大，那么就会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部门债务问题，这在刺激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扩张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不完善程度，导致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异化程度进一步上升。
在货币信用扩张过程中，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信贷配给行为明显，金融资本错配必然发生，这就使得货币信用扩张、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本错配和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组成了一个顺序影响的循环机制。即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国家的货币信用扩张过程中，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的信贷配给行为引发金融资本错配使得企业部门债务规模膨胀，而企业部门的增量债务又使得货币信用进一步扩张，因此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的金融资本错配将导致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规模膨胀存在交互循环影响效应。
综上所述，金融资本错配使得货币扩张对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有更大的影响作用，金融资本错配在货币信用扩张影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过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