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这样的时代对当今青年意味着什么？林毅夫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这个问题。
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20世纪30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第二阶段，从二战后到现在，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大师凤毛麟角。
经济学家为何会扎堆出现在某个时期的某个国家或地区？林毅夫分析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最重要，解释该国现象或解决问题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该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理论思潮的大师。”1776年《国富论》出版至一战期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当时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一战后英国国力逐渐衰落，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成为全球经济中心。
林毅夫据此判断，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第七代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时，正是中国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或印度的四倍以上。中国发生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或问题。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近水楼台先得月”，有许多机会引领国际理论的新思潮——“这就是时代赋予你们的机遇。”
对于第七代知识分子如何抓住时代机遇、不负历史使命，林毅夫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学习和研究方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求学时，抱着‘向西天取经’的心态，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者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这是过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惯用的研究方式。”林毅夫指出，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过去的学习和研究方式未必有助于青年认识和改造世界。
“中国和英美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存在内生差异。运用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难免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和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