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管理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1984年，我国人民银行正式履行央行的职能，且在持续地完善优化中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首次转型，促进了货币政策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变。
而且出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迫切需要，我国基本建成了以M2为中介目标、以保持物价稳定为根本目标、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运用为主要支撑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与此同时，我国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发展成熟，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相关货币理论发展逐渐成熟，通过对货币政策实践的深入探索，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仍然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经验如下：
一、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斟酌使用财政与货币政策。
我国需求管理政策则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在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时，主要遵循“逆风向”原则，即在经济下行时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而在经济发展迅猛时，则实行紧缩型货币政策。
1988年，我国出现了首次通货膨胀现象，这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恐慌，因此纷纷囤货，造成大量物资哄抢。
对此，我国经济部门分析探究，表明此次通货膨胀主要是因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引起的，认为国家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货币发行量过大，因此应当采取紧缩型货币政策。
二、需求总量控制措施与结构优化措施相结合。
面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我国政府严格遵循了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协同的基本原则，在紧缩货币发行量的同时，优化调整了信贷结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有力措施，有效弥补了财政赤字，而且也使得经济秩序逐步恢复状态。
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强化了银行贷款的管理，加强了对社会信用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切实做到了有保有压，紧中有松。但是，严厉的监管机制和紧缩型货币政策，使得经济增长乏力。
为了减少其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我国则坚持财政金融“双紧”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地放宽对信贷规模的限制，加大了贷款的投入。
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一是缓解企业资金困境，提高企业流动性资金占比；二是调整存贷款利率，贯彻落实差别化利率政策。
并且，央行还明确表示各大金融机构必须要遵循政策要求，在严控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的同时，优化调整贷款结构，同时还鼓励与支持各大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支农扶农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国家重点发展项目、以及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金融倾斜。
三、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均与当时经济环境相适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在当时由于国家对该危机的认识并不深刻，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并未进行较大的调整，仍然采取双紧政策机制。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负向冲击的日益凸显，我国双紧政策机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
对此，1998年，我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财政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地放宽了货币政策，扩大了货币供应量。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大额吸收存款，但是受紧缩型调控政策的影响，贷款积极性较低，这也使得银行闲置资金规模大。
鉴于此，为了提高资金利用率，我国于1999年起施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是在实行初期，不少学者预测这种宽松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问题，而在诸多实践和理论论证下，这一预测被否定。
主要理由是银行出资购买债券，而这则将银行闲置资金得以充分利用，使得资金被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和产业之中，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由此一来，则大大降低了通货膨胀爆发的可能性。
四、推进财政与金融改革。
我国在利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同时，也在持续优化改进金融体系。
自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我国也不断地革新财政和金融，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形势也变得日益复杂多变。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改革始终都在进行时，而且力度不断加大。
更重要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与该时期财政和金融改革方向相适应的。我国需求管理政策决策时滞短、时效性强，受社会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效率高，这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
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若想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会经历层层程序和漫长的议会辩论，而这耗时长，且效率低下。
相较而言，我国需求管理政策往往能够很快落地，这则有效发挥了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