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编者按：这是作者七、八年前撰写的文章，内容可能有点过时，但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借鉴意义，现发布出来以飨读者。）
2015年，新一轮地方债攀升中，重庆市债务率在2012年末达到92.75%，接近100%的警戒线，位居全国前列。但2014年成功化解了上千亿债务，债务余额由2013年末的7360亿减少到2014年末的5914亿，减少1446亿元；债务率则由2012年末的92.75%下降至2014年年末的77%，降低近16个百分点。减债主要方法是通过卖地实现。对此，重庆市政府把它当着经验加以介绍（4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地方政府头上高悬20多万亿元巨额债务，无论从哪方面讲，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化解债务，防范债务违约风险，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未来相当长时期重心工作，也是全国民众的期待。因此，重庆市政府在经济形势下滑、经济增长放缓、民生支出增长不断加大的多重压力下，竟能成功化解上千亿元债务，将债务率压降16个百分点，值得庆贺。但如果仅靠卖地方式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无论如何都让人高兴不起来；如果再把这种化解方式当成经验加以介绍，并试图让更多地方政府学习和效仿，那就会潜藏更多社会经济隐患。
一方面，重庆市政府化解存量债务的方式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不具有全国推广价值。据报道，重庆市能化解债务得益于其融资平台特殊性。这座城市主要投融资平台都有上万亩土地储备，同时政府对投融资领域管理权相对集中。而重庆2014年相对不错的土地出让情况则是重庆能化解债务的外部条件。去年重庆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高出全国6.3个百分点。而且重庆土地储备时间长，据市长黄奇帆介绍：“我们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黄奇帆认为，通过卖掉储备土地，能够将重庆当时5600亿的债务减少至2600亿。
显然，这种方法在全国其他地方政府是无法做到的，投融资平台虽然也储备了一定土地，但数量、质量可能远不及重庆。而如果重庆化解存量债务的方法让各地盲目效仿，无异于让全国其他地方政府再去增加更多的土地储备，推动新一轮“圈地运动”，这对国家和民众长远利益危害不言而喻。而且，重庆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其融资平台的权属相对单一，股东基本为重庆市国资委，在化解债务过程中，主要由当地财政局和国资委负责，部门之间协调难度极低。因而，重庆化解存量债务不具有全国普遍推广价值。
而且靠卖土地来化解存量债务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计。据2015年重庆预算报告，政府性基金收入将负增长13%，按照以往惯例土地出让收入占到政府性基金收入的90%,土地出让情况已不容乐观，充分表明土地化解存量债务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了，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政府债务风险也将凸显。
另一方面，一旦土地出让成为地方政府最为核心的减债措施，则有可能把地方政府化解债务行为引入歧途，使地方政府债务陷入恶性循环怪圈。因为土地财政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会卖地上瘾，没有钱的时候就打土地的主意，不仅造成更多国有土地变成建设用地，对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带来压力，更会推动房地产开发再次扩张，吹大房地产泡沫，还会形成更多“空城”、“鬼城”，加剧土地资源浪费。而且，还会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经济上的本末倒置行为，把过多精力和政策倾向到刺激房地产业发展上，对实体经济难以产生兴趣和形成真正的扶持动力，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就业、推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或许会成为一句空话。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甚至有可能会落空。
可见，当前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还得回到本位上来，保持理性化解方式，即把更加精力集中到发展地方经济上，靠扩大财政入来源来提高偿债能力。同时，将原有一些优质资产通过打包转让等方式转让给民间资本或一些国有企业；还可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债务置换等途径逐步减轻债务压力。此外，想方设法创造诚信环境，把更多民间资本吸引到政府项目投资中来，以此防范增量债务风险来推动存量债务危机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