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马斯金:中国PPP公私合作是非常天才的安排

诺奖得主马斯金:中国PPP公私合作是非常天才的安排

编辑/袁昌佑

4月27日,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暨首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年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数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马斯金表示,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在中国的实践非常成功。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背景下,通过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优势互补,既可以通过支出限制挤出高成本的面子工程项目,同时也可留下低成本和成本不确定的项目。

“PPP公私合作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天才的安排,能够非常成功地满足多个政策目标,尤其是像中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体系的多个政策目标。”马斯金最后总结道。

以下是演讲全文精编:

非常高兴能跟各位介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会讲到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讲到PPP,我们一般把它定义为是政府或者公有部门机构和私营部门建立的安排,然后由公共部门来选择做什么项目,一般都是规模较大的项目,再去建设开发和运营这个项目。

一般来讲,私营机构利润来自于一部分政府付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使用者付费,这样一项安排在很多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包括中国,涉及到的行业包括有交通、医疗、卫生、水务,甚至制药行业。

这些项目为什么要有公立部门参与?因为比较大的项目风险比较高,所以私营部门不愿意独自承担。有些项目也涉及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从基本经济学理论来讲,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可以有效的通过市场来解决,所以政府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那么,为什么要引入私营部门的参与者呢?因为参与项目的私营部门都有在该行业项目上的专长,可以弥补政府在开发或运营项目过程中缺乏的相应专业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PPP是简单的政府采购项目,因为政府采购项目中,没有规定私营企业要参与开发和运营两阶段。在PPP中,建设和运营是打包给一家公司的。这种打包有利有弊,先说说弊端——最好的建设商或开发商不见得是最好的运营商。但是,这也有一个众人皆知的好处,那就是在建设阶段,它会前瞻性地去考虑运营阶段的成本问题。还有更有趣的优势,我稍晚会点到。

在讨论PPP时,假设政府机构是纯粹慈善性的,使命是采取行动,将社会福利最大化,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却不会。中国政府不是完全单一的实体,首先有中央政府,然后有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有时候是有冲突的,比如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提拔,地方政府必须在经济上有建树,如果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战胜其他对手,就很难得到提拔。所以有时候,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会做一些面子性质比较强的项目,就不会节约成本。

我们假想一下,一个项目它的成本较高,或许在社会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是它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可能是一个面子工程,比较抓眼球,他们就会做这个项目,所以这就是风险。

中央政府如何遏制这种高成本的面子工程?

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承包商能够把这个项目的成本分担出去,和地方政府来加以分担。第二种就是承包商不能和地方政府分担。很显然,承包商拿到的合同的定价是成本+,也即稍微要有点利润空间。中央政府不希望地方政府来做这些高成本的面子工程,就会在支出方面加以限制。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限定标杆,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做一些低成本项目,做不了太高成本的项目,这样可以成功地把那些高成本的面子工程挤出去。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奏效的,但有时也有误伤的情况,会把一些有价值的项目挤出去了。

假设承包商可以和政府共担资金风险,加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仍对支出上限作出限制,这个上限是和不确定性的成本预期基本上是吻合的,那么地方政府领导就可给出一个固定价格的合约给承包商,基本上涵盖了他们预期当中的成本,承包商为了获得利润,成本不确定的项目有时是会接受的。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就能成功的将真正高成本的项目挤出去,同时又能保留成本不确定的项目,能够减少误伤情况的发生。

PPP的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公私间的打包可以有效降低未来运营的成本,中央政府可以在实质上挤出那些高成本的项目,同时留下低成本和成本不确定的项目。要是采用传统的采购方法,就很难满足上述目标。因为在成本比较清晰之前,企业就被排除出去了,也就是说,通过限制支出的方式,第二阶段挤出高成本项目的目标就没办法达到。

PPP公私合作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天才的安排,能够非常成功地满足多个政策目标,尤其是像中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构成的政府体系的多个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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